“ 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疫情对中国全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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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关注。疫情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疫情不会对2020年整体的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
在徐高看来,应对疫情冲击,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是要稳定信心。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有必要降准降息。财政政策可以结构性地发力,同时财政赤字率没有必要拘泥于3%的红线。
张斌则认为,此次肺炎疫情事件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不过,他同时强调,“即使没有疫情冲击,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要降息。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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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会有多大影响?
新京报: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
张斌: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外生事件冲击,在疫情冲击下,经济活动短期内会骤然降温。尤其是最近一个月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明显受影响,比如电影票房、旅游等。加上去年经济增速的基数要高一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破“6”。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一季度。房子、汽车等很多耐用品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可能受疫情影响被延后了。相信随着疫情防控好转,会出现补偿性的消费,经济活动也会出现反弹。
总体看,疫情这只突然冒出的“黑天鹅”,只是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标普认为,疫情会拉低2020年中国的GDP1.2个百分点,我认为不会达到这样程度。
徐高: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疫情对中国全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疫情对旅游、餐饮等行业的直接影响非常大,但疫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疫情更多带来了消费方式的改变以及消费在时间上的推移。其次,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本来就处于歇业状态,对工业部门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就较小。只要疫情在春节之后能得到控制,疫情对工业部门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会表现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大概率会跌破“6.0%”。但是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会重新焕发出来,使得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反弹。从全年来看,疫情对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目前粗略估计,疫情大概会拉低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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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有多大?
新京报:很多人还特别关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你如何看?
徐高:股市主要是反映市场预期,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肯定超出了之前市场的预期。A股虽然还没有开市,但周边股市已经因为这一事件而明显下跌。市场目前最担心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肺炎疫情的扩散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大为下降。我相信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情遏制住,从这个角度说,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也是短期的。
张斌:从29日香港开盘的情况看,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好,并未带来严重恐慌。但我们的决策层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防止过度情绪造成的资本市场严重超调或者是出现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的决策层不一定现在就要有实质性的行动,但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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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新京报: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
张斌:此次疫情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金融危机是因为经济内部长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此次肺炎疫情事件纯粹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其特点是随着疫情的好转,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除。因此,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以考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
现在看,交通、旅游等行业受疫情影响明显,本来这个行业中的一些企业还能正常运营,但疫情冲击下,有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局面。对于这样的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比如说,在最近一个月或者今年的一季度,减免这些企业的税收。这种减税措施不是总量的减税,而是有针对性的减税。
徐高:在疫情被控制住的前提下,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的出发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稳定信心——疫情的暴发会让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受到负面影响。如果企业的投资意愿、居民的消费意愿随信心的下降而走弱,那就容易形成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让疫情的负面影响长期化。应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就是稳定各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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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新京报:具体到货币政策上,是否需要有所调整?
徐高:面对疫情冲击,稳增长政策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尤其保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考虑到今年二季度基础货币还是会存在缺口,需要进一步降准来加以补充。降息也有必要,可以进一步调降LPR利率,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放松去杠杆政策。过去两年中,去杠杆政策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受到的压力尤其大。当前疫情的暴发会使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艰难。此时尤其需要疏通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融资的各种渠道,这就要缓和去杠杆政策力度,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张斌:这次疫情既然是临时性的外生事件,就用临时性的政策来解决,不要用总量的政策来解决。因此,没有必要为这个事件在货币政策上做总量的调整,针对疫情事件本身不需要降息。
一方面,不要把疫情和降息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肺炎疫情事件,也应该早就降息了,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宽松,只是做了一些边际的调整。此次肺炎疫情过去后,经济会反弹,继而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但经济的下行压力依存,还是需要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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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应如何发挥作用?
新京报: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张斌:需要安排特别的财政预算,用于应对消除疫情事件及其连带影响的相关开支,而这些支出只能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哪怕现在财政赤字率是“4”、“5”,甚至“7”、“8”,财政都应该增加这笔预算。当然,针对疫情的财政扩张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政策,在疫情结束之后就不再适用了。因此,不能把此次特定事件下的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率应该扩大到3%混为一谈——即使没有此次肺炎疫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3”。
徐高: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支出应该有结构性的发力。比如,在疫情防控方面,对一些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部门,财政政策可以定向放松,做一些定向的财政支持。
财政支出要扩张,但财政收入又面临减收压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通过财政赤字的扩张来调和。3%这个财政赤字的红线并不适合中国这个经济增速远超欧洲国家的经济体,面对疫情冲击,理应跳出3%赤字率的约束。
此外,2018年之后对地方政府非正规融资的严厉清查,导致地方政府从事的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也给今年定调“稳”字当头,再加上疫情的不利影响,有必要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相应地,应该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这是今年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平稳的一个关键。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