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华，誓把倭奴灭……”这悲壮激越的战歌，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沦陷区爱国青年逃亡关内唱出的团结一致、收复国土的心声。

一九三四年和县来了一位青年县长，名叫刘广沛，二十五岁，辽宁人，学生出身。消息一传开，茶坊酒肆议论纷纷，有人说：当官的应该有点派头，从来未听说一个父母官上任这么清清冷冷；也有人说：年纪这点大，又是洋学生，肚里没有几点墨水，能当官吗？还有人说：这清官，要真能“官是人民的父母，人民是官的赤子”就好了；另有一种议论是什么当官不当官，不过来搞钱罢了，“一任新知府，十万雪花银”嘛！

刘广沛从关外到关内，出任和县县长到底怎样？下面介绍两则故事。

抑制豪强，扶助贫农

刘广沛到和县，不是挂牌那天才到任的。他早在两月之前就踏遍了和县的山山水水、村庄集镇，对百姓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都已了如指掌。他到处都听到“要想和州好，先拔大毒草”的民谣。从中他归纳出一句话：权势欺人太甚。这“大毒草”是谁？就是当时和县的几位豪强户。这几位为首的有权势的富户，除拥有大量土地、多所市房外，还经商投机，放高利贷。不少人上有靠山，下有打手，气焰冲天，炙手可热，历任县官只能视其脸色办事。刘广沛县长到任时正值催粮紧迫季节，四门之外，每天均有兵丁抓人，押交田赋。这些人大都衣衫破烂，手胼足胝，面有菜色，哀叹连声。一天刘广沛亲自询问几位被押者，原来都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农民，因家口繁、欠债多、租利重、年岁欠收，无力交纳田赋。刘县长把管田粮的负责人找来，要他们把历年欠田赋的名单和土地数全部抄报。这一下就发现了包括“大毒草”在内的一些豪强户多年未交田赋。刘县长不禁喟然长叹：关外沦陷区人民遭受亡国之痛，希望关内官民能奋发图强，团结一致，收复失土。似此哪有富国强兵之望？他决定树正气、压倒歪风，扶国本、打击豪强。于是刘县长将他们一一抓来。开始“大毒草”等人还满不在乎，认为自己错节盘根，谁也没法，这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摆摆威风罢了。便或以势恫吓，或暗中说情，甚至公开行贿，企图缓和紧张局面。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刘县长概不买帐，这些人最后只得交清了田赋款。这一声霹雳，全县震动。很快城乡各地邪气降服，县库富裕。为了扶助贫苦农民，刘县长又将全县农民所欠田赋一一清点，提出三条措施：有能力交的交；交付能力小的酌情交；真正交不出的免交。广大贫苦农民欢声不绝，额手称庆，有口皆碑，纷纷赞颂刘县长除暴安良的政绩。

调查访察，明断父子案

注重调查访察，是刘县长理政的又一特点。一天，刘县长接到一张父亲控诉儿子不赡养的诉状。当时司法未独立，案件由县长充当承审员审理，他看了看诉状，便单身微服前往那个地方，经多方调查、反复核实，总的内容是：当父亲的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好，又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宝贝，父母特别溺爱，一贯放荡任性，追求享受，不事生产，还染有不良嗜好，抽鸦片，好赌博。儿子还未长大，家里财产就被他败光了。儿子从小放牛，长大打长工，非常穷苦，还是一位亲戚把女儿与他配成夫妻，生有子女四人，都是黄口稚子。一家七口，全靠他夫妻俩种田养活。因此对父亲奢侈生活无力满足，以致父亲不满。刘县长得此实情心中早已有数了。那天快近中午开庭时，原、被告均到庭候审。当刘县长询问原、被告姓名和住址时，早看出父亲是一个“斯文”架式、骄生惯养、好逸恶劳的人。儿子呢？年只三十二岁，面色苍老，粗手粗脚，一眼就看出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刘县长灵机一动说：“至亲莫如父子，父子打什么官司？！好吧，现在已是中午时分，你俩上街弄点吃的，下午再来。”说罢，叫左右拿两吊钱一人付给一包（当时一包是一百枚铜钱）。父子接过钱分别上了街。父亲有钱在手就大而花之，坐在酒馆里要酒要菜。儿子呢？一面看着县长给的钱，一面摸摸自己的肚子，只在街上买了一块大饼充饥。下午开庭时刘县长问：“你俩都吃饱了吗？”两人同时回答：“吃饱了。”“钱够不够？”“足够、足够。”“剩下的钱都还给我吧！”父子分别把剩下的钱交上公案。一数，父亲用了八十五枚，儿子才用掉五枚。刘县长风趣地说：“父亲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强，吃的钱却是儿子的十七倍，好大的饭量呀！这样大饭量的父亲，就连我当官的虽然有一定的薪水（工资），也养不起你啊！”父子两人一听都哑口无言。刘县长经过细致询问，父亲浪费，儿子节约，真情实况已无遗。便对那父亲作出了批评，劝其儿子今后仍按家庭生活水平赡养父亲。并向父亲晓以大义，以后应体谅儿子负担重，确实无能力供你无度挥霍，自己也应当节俭才是。然后宣布退堂。一场父子纠纷就这样了结，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