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21个GDP千亿县(含县级市),苏州市能占4个,这与当地长期发展实体经济,壮大高端制造业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 胡巍 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徐豪 | 北京、江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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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8期)
说起苏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江南园林”,然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苏州的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高居我国各大城市前列,2011年就进入万亿GDP城市行列。2016年,苏州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54万亿元。
近期第一财经统计的中国GDP千亿县名单显示,在全国21个GDP千亿县(含县级市)中,有4个属于苏州市管辖,这在全国是仅有的,其中昆山市以3160亿元的GDP总量居全国首位。既非副省级城市也非省会城市的苏州,是如何做到“千亿县”占全国近五分之一的?
各具特色的苏州“四小龙”
据第一财经统计,2016年全国GDP千亿县共有21个,比上一年度增加2个。21个县中,苏州有4个县级市上榜。其中,昆山市以3160亿元的GDP总量位居榜首,张家港市以2300亿元位列第三名,常熟市以2112亿元位列第四名,太仓市以1155亿元居第十一名。
苏州自古就是江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历史上苏州的手工业和商业一直有长足发展,作为京杭大运河流经之地,在运输和贸易业上长期保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先后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自费开发区、第一个内河保税区、第一个两国政府间合作开发区、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第一个综合保税区,是国家很多对外经贸政策的策源地。上世纪80年代,苏州成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90年代又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
上榜的苏州“四小龙”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例如昆山市,在2006年至2016年连续位列中国百强县第一位,这座“最具台商投资潜力”的县级市坐拥上千家台资企业。2016年,昆山市以3160亿元的GDP位居全国第一,占整个苏州市GDP总量的五分之一。目前,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已经有近50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近60%。
张家港市是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交汇处的新兴港口工业城市,一直在全国百强县前列。张家港保税区规划面积4.1平方公里,是全国首家内河港型保税区,唯一的区港合一保税区。位于张家港的沙钢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连续3年入围世界500强,是江苏第一个销售额超2000亿元的企业。
常熟市2016年GDP达到2112亿元,其在中国县域经济、文化、金融、商贸、会展和航运中心方面均有优势。作为“中国服装之都”,常熟服装产业年产值和市场交易额双双超过120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服装服饰批发交易市场。
太仓市是中国德资发展最好、密度最高、经济效益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太仓市约3000家外资企业,其中,太仓德资企业亩均产值达825万元,亩均税收50万元,人均税收10万元。2015年,德国在中国设立的继北京、上海后的第三个德国中心落户太仓。
“实体经济做得好,经济才能上来”
“苏州的经济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做得好,经济才能上来。”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300416.SH)副总经理陈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苏州市共有恒力、沙钢、盛虹、协鑫、亨通、国泰、玖隆、波司登、华芳、澳洋、创元等11家企业上榜,其中张家港和吴江分别占了5家和3家。苏州市金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7日,苏州A股上市公司共有95家,其中,主板上市企业30家,中小板39家,创业板26家。这9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达10094亿元。
苏州市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苏州列入统计的总部企业达82家,比上年新增14家,年增20%,这些已在经营规模、发展质量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总部企业发挥了良好的辐射和带动效用。面对经济下行新常态,总部企业显示出较强的“抗风浪”能力,盈利企业占比超九成。较快发展的总部经济对苏州经济转型升级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在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环境下,我们企业要做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扶持。”辉腾光伏技术有限公司电池技术研发总监魏青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辉腾光伏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延伸光伏产业链的发展,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建厂。
2016年,苏州市制定实施新兴产业跨越等四大行动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49.8%,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1%。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20家,高新技术产业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47%,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7%。
“企业需要成长的土壤,如果土壤没有,企业成长就慢,苏州有适合企业生长的土壤。企业需要合理规划空间和配套设施,降低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苏州在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仅企业成长快,人才也被吸引过来。” 陈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多家企业向记者表示,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面,苏州做得比较好。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苏州市金融资产达3.8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由“十一五”末的482亿元提高到1180亿元;金融机构总数759家,比“十一五”末增加300多家;金融业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前十。在2015年新增的4000亿元社会融资中,银行业表内外投放2352亿元,保险赔付137亿元,上市首发及再融资239亿元,债券市场融资686亿元,保险资金运用320亿元,租赁、小贷及各类基金等融资230多亿元。
“政府还有专门资金用于支持和引导企业组织实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研发等,对企业来说这是很大的支持。”陈晨说。
做好“放管服”,市场才能有活力
“可能在苏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和别的地方一对比,马上就能感受到,苏州审批少、动作快,企业办事方便。”一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2017年苏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苏州以释放市场活力为主线,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4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稳步推进,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经验在全省推广;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0 万家、注册资本5170 亿元,分别增长19.5%和43.6%;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任务如期完成,不动产统一登记全面实施。
“政府管得少,该交给市场的就给市场,我们企业就有了适合成长的土壤。”陈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作为县域经济的龙头老大,昆山市在做好“放管服”方面也进行了创新。昆山市相关部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按照苏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创新四问”、推进“两聚一高”的总体要求,昆山市在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面,以便利化为导向,加快审批资源集聚,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服务供给上,突出“快沟通”,打通审批前道梗阻;在服务集成上,突出“快速办”,创新审批服务方式。
对于昆山市如何支持企业的发展,昆山市委书记姚林荣近日表示,“从政府来讲,重点就是做好服务支持”,具体有四个方面:一是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在相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领跑优势,使民营企业成为创新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二是瞄准国内外最具领先技术、最具市场前景的尖端项目,力争引进培育1~2个“顶天立地”的创新型标杆企业;三是加大与顶尖大学、顶尖企业的创新合作力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平台;四是加强与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让更多原创性成果落户昆山。
“下一轮苏州的发展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利用苏州优势,释放苏州潜能。一要全面转向对民营企业、本土企业的关注,帮助他们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二要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做法更多地转向‘自下而上’,关心底层的需求;三是塑造转型升级的新支柱,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表示。
“过去,苏州在引进外资上做了很出色的工作,目前阶段要关注外企的溢出效应。所以对在外企工作过的人,怎样给他们更好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这可能是苏州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新亮点和增长点。”吴晓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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